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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进父亲颅骨里的弹片
延寿县关工委2019-08-28 14:20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的颅骨里因当兵参加战斗负伤留下了一块弹片。除了这块看不见的弹片,父亲身上还有十几处极丑陋的伤疤,最明显的一处就在他胸前左乳房上方内侧,紫褐色的疤痕凹凸不平,规律的深沟底部颜色更重一点,而凸起的部分是一个个绿豆粒大小的肉瘤,呈淡紫色,乍看就像斜卧着一个超大号的“水蛭”。

  1946年秋,21岁的父亲跟随着从家乡路过的军队当兵离开了家。据奶奶讲,当时只知道父亲跟走的队伍叫东北民主联军,至于父亲去了哪儿什么时候回来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入伍后部队一直处于补充休整训练状态。1947年2月底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吉林德惠战役。这是一场极其艰难残酷的战斗,部队苦战三天三夜伤亡惨重,被迫撤出战斗。父亲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吉林榆树医院进行治疗。半年后,父亲的伤基本痊愈,但医生告诉他,他的头颅里嵌进了一块弹片,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取出,父亲带着这块弹片和满身伤疤退伍还乡。

  1925年农历七月初一,父亲出生在东北农村,说是“村”但根本没有像样的村庄,方圆几里甚至几十里稀稀拉拉的散居着零零散散的住户,相隔距离近的几百米,远的几华里,或独门独院,或聚族而居。我家是大户,二十几口人傍水而居,院墙外面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自然泡泽,没路没桥,就近种地出门靠步行,正宗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山野风光。距离我家最近的住户是西南两华里以外的奶奶的娘家。

  父亲的童年就生活在这种近似蛮荒的环境中,因此,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以至于“长”在头骨里的弹片只要不影响生活就一切相安无事了。倒是奶奶惦记着这件事心里难净寝食难安,遍寻邻居讨要偏方乞求妙招,变着法的为父亲也是为她自己解忧。父亲也不是一直相安无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天气变化就会头疼,每到这时他或睡觉或拼命的抽旱烟,满脸通红,严重了会呕吐。为了让父亲一年四季都有上好的旱烟抽,奶奶带着我们几姐弟开垦自留地种旱烟,从春种到夏管,从秋割上架到冬藏,她手把手地耐着性子教我们,只有十几岁的我们已经对旱烟的种植全过程无所不会,俨然成了几个合格的烟把式。因为奶奶说,越仔细越认真烟就长得越好,父亲抽了我们种的烟,头就不疼了;小时候每当白天看到父亲睡觉,我们说话做事就会格外小心,母亲说吵醒父亲他的头会更疼。

  父亲的性格耿直实在,异常倔强。对我们管教很严厉,年幼时出于对他的惧怕不敢主动与他有语言上的交流,只知道按着母亲和奶奶的旨意,默默地为父亲做着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至于父亲对自己的伤和我们的努力是怎么看怎么想就无从知晓了。长大后,每当我们表示对他身体的担心并建议他作检查时,他总是“不碍事,不碍事……,“没事,没事……”的敷衍我们,有一次他认真的对我说:“用不着总是惦着这件事儿,我的身体我有数。”说得也是,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偶尔头疼再无大的毛病。

  父亲是个一等一的合格的庄稼把式,农村的庄稼活从小活到大活,从粗活到细活,从地里到场院,从摇车纺绳到做豆腐,从喂牛喂马赶车栓套到人工拉大锯,从盖草房垒墙“拿墙皮”苫房“拿鞘”到搭土炕垒烟囱没有他不会的。家里养的母猪生下猪崽都是父亲自己劁,以至小时候我以为村里各家的猪崽都是自己劁,不知道要请兽医帮忙。父亲干活很有窍门,不使蛮劲,因此,他的活又快又好,一年四季闲不着。看父亲干活,就是一个十足的壮劳力,根本看不出是带着滿身伤疤的伤残退伍军人。

  父亲身上的丑疤也是他携带一生的荣誉,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记得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每当过年过节,生产大队的支书村长就会到家里慰问,有时带些玉米、水稻或小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过年也会送来年画和春联。对于这些,父亲虽然嘴上不说,看得出心里是高兴的。

  天有不测风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到1966年夏天戛然而止。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以排山倒海之势荡涤着中华大地各个角落,我们的村子迅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高潮,“破四旧,立四新”,打倒“走资派”,深挖“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我家是富农成份,爷爷和父亲首当其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像。但是,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们没有对他下狠手,只是在运动刚开始时让他参加了两次全村规模的批斗大会,别人“戴高帽,挂牌子”他没有戴也没有挂,用当时的话说叫“陪榜”。后来小规模的批斗会不找他了,游街也没有他,再后来红卫兵们的记忆中好像没了这个人,不提不念不找他了,他照常该吃吃该喝喝,不管村里怎么闹腾依然是干活儿,吃饭,睡觉,对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评论,不说道,没态度,没表情。倒是爷爷受到了较大冲击,他老人家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要开批斗会,年逾六十的人身体有些吃不消,爷爷整天唉声叹气,母亲和奶奶脸上也没了笑容,我们几个孩子都心照不宣的看大人的眼色行事,家里没了往日的笑声。

  “文革”期间,父亲的伤残退伍军人补助、慰问停止了。我们全家身担“富农成份”小心为人,谨慎做事,什么话该说什么事该做父亲都有交代,对无人承认父亲的伤残退伍军人身份习以为常,父亲也好像早有思想准备,从不提此事。如果不是经常看到他胸前的大伤疤,我们也想不起父亲的颅骨里还有弹片。

  时间如梭,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祖国的春天来了,父亲的春天也来了。1985年春,县、乡民政部门开始按月为父亲发放伤残补助金,乡民政干部亲自到家为父亲办理手续,每月15元,每年180元直接发到父亲专属的银行存折上,按季到指定银行领取。已经六十岁的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时常向人显摆他领“工资”了。他的这份“工资”也在逐年增加,最高时已经长到了每月90元。

  最让父亲感到荣耀的是他参加了镇里召开的纪念建国50周年庆祝大会。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举国欢庆,延寿县延寿镇召开庆祝大会并邀请父亲在内的10名建国前参军的退伍老兵参加会议,并且被安排坐在会场前面的第一排,庆祝会后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在饭店安排了丰盛的午餐。这次经历成为好长时间内父亲向我们炫耀的话题。 2003年10月,父亲突发心梗去世,享年78岁。火化后我们姐弟6人围着父亲的骨灰仔细寻找那块小小的弹片,遗憾的是那块父亲带了半个多世纪也困扰了我们全家半个多世纪的小小的弹片早已不知所踪。父亲带着他的荣誉他的满足走了,却把无尽的遗憾留给了我们!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追忆我的父亲,并献给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和无数老兵们。我们要教育青少年缅怀先烈和革命前辈,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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