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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共东北抗战的奠基人
2019-11-12 14:44

  是他,长方脸、高颧骨,厚唇、宽肩、阔背……敦实得像块基石。一张憨厚朴实的脸上,透着果敢与坚毅;两颗不大的瞳仁里,放射着执着与倔强的光;眉宇之间,凝聚着深邃与智慧的思考。他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

  一提起东北抗日联军,人们很熟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著名抗日英雄的名字及其英勇事迹,但很少有人知道抗日联军最早的领导者罗登贤。因为,他牺牲早、宣传少,许多往事如烟散去,鲜为人知,其名字也几乎被人淡忘。罗登贤,1905年生,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31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创建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罗登贤同志是中共东北抗战的最高领导人和奠基人。

  临危受命 超负荷承重

  建筑师对基础设计,不仅态度严谨,而且计算精确。同时,还要留有一定的保险系数。然而,罗登贤这块基石,承载东北抗日斗争的重任,却没有一点保险系数,也不是正负相抵的零起点,而是超负荷承重。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不久,在哈尔滨道外区头关街牛甸子岛上的共产党员冯仲云家,罗登贤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罗登贤庄严表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罗登贤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还严肃地强调:“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罗登贤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28年,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候年仅24岁。工人出身的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能力非常强,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与陈潭秋同为周恩来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1931年春,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瘦瘦高高的罗登贤看上去和蔼又严肃,讲一口北方话,偶尔有广东口音。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实)来东北巡视。罗登贤、李实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当时已经感觉到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已经非常明显,并及时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做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 当时形势十分危急,11月间,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1931年12月,罗登贤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并将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当时尚未陷落的哈尔滨,当时李杜、冯占海的部队均在哈尔滨。正确的工作策略和全民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使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东北三省沦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东北三千万老百姓无人拯救,可怕的是,对反满抗日没有信心,可怕的是,沦陷区的抗日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罗登贤不愧是早期入党的领导人,他攥紧拳头,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东北武装抗战的基石。

  城市农村 两手打基础

  夯,是一种古老笨重的砸实地基的工具。罗登贤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一班人将一起“夯”抬起,喊着统一的号子,朝东北这块满目疮痍的大地砸下去,并且一“夯”接一“夯”地砸着。从农村到城市,深深地牢牢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超负荷承载毕竟是相当艰难的。

  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罗登贤和省委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他经常奔走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在他的领导下,沈阳、鞍山、抚顺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长春砖窑工人,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哈尔滨电业工人及大中专学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北各地的农民进行了规模很大的农民武装暴动。 当时的东北“义师如潮”。义勇军的组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在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拉起队伍抗日。如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第二,是东北军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义勇军。如以吉林省的王德林,辽宁省的唐聚五、郭景珊、邓铁梅等为代表的抗日救国军或自卫军。第三,是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第四,是抗日“山林队”。“山林队”是以报山头、报号为名义的民众抗日武装。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胸怀大局、审时度势,积极支持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策略,组织这些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如对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及其所部吴义成、孔宪荣等队伍,满洲省委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劲清、金大伦、周保中等去开展抗日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李延禄担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参谋长和游击司令的职务,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的职务,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抗日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的职务。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基础,虽然不断在夯实,但是,罗登贤领导的中共满洲省委成员们仍抬起“夯”这个笨重的工具,喊齐号子,用尽全身力气,不停地“夯”着……他们相信夯实的基础,终究能够撑起超负荷地承重。

  派遣精英 筑牢抗日第一线

  人才是基础的基础。罗登贤慧眼识人,在人才的基础上,使出全身的力气,运用政治的智慧,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把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军事人才派往抗日前线。

  1932年,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传到东北,该期刊物载有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发表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罗登贤组织满洲省委相关负责人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登贤和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等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先后派出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组织武装抗日斗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延缓了日军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但由于义勇军成分庞杂、组织混乱,有时会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罗登贤和中共满洲省委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迅速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于是,被派往各地的党员,罗登贤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代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南满地区,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在那里创建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领导这支队伍,使之发展成为日后威名赫赫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在东满地区,中共满洲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在北满和吉东地区,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多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四、五、六、七军。由于他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创建党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建立抗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的党员将绿林武装“平南洋”改造成工农义务队,成为抗联第五军的一个师,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例子。抗联的许多基础力量就是义勇军的余部和残部,改造的做法和经验是由罗登贤创造的。

  罗登贤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几次他到沈阳去都险遭逮捕,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忘我地工作。他坚毅、冷静、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对东北党内的许多干部影响颇深。1932年春,罗登贤和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准备组织哈尔滨伪警备队兵变。为了保密,有关兵变的宣传品没有送到地下印刷所去印刷,而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家里印刷的。在南岗区小戎街2号的一座俄式小木屋里,罗登贤装作哄孩子睡觉,用脚使劲地踏地板,以掩盖印刷时的响声,完成了印刷任务。同年10月27日,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在哈尔滨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罗伟飞。为了不影响党的工作,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忍痛,将孩子送到罗登贤在香港的姐姐家抚养。谁知这一去,竟是罗登贤与儿子的永别。

  忍辱负重 惊人的支撑力

  没有经历东北大地血雨腥风的人,没有经历被党内“左”倾路线迫害的人,永远不会相信,罗登贤这块基石有如此惊人的支撑力。这位在广东出生的汉子,不仅能把风雨飘摇,剧烈震颤,遭遇沦陷的东北大地撑住,还能忍辱负重,承受枉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名……你不相信吗?那就看一看他是怎样遭到“左”倾路线残酷打击的。

  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参加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形势与关内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在东北,应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上来。出人意料,这符合客观形势的正确意见,却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在7月到12月间,罗登贤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意志消沉。他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坚持留在东北,为抗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把李兆麟同志留在东北继续抗战。1932年秋,唐聚五部义勇军失利后,当时受河北省委领导的“东边特委”中多数学生出身的党员“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李兆麟等4人因和沈阳特委有横向的关系而暂时留在沈阳。罗登贤在沈阳见到李兆麟等同志,当即指示他们,“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沈阳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档”。就这样,后来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在罗登贤力主下留在了东北,成为抗日联军的中坚力量。

  二是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北方会议后,在对待抗日义勇军的问题上,有人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左”的招数,结果激化了矛盾。“燕子队”沈保龄因此投敌,教训十分深刻。罗登贤不赞同这种对抗日统一战线有破坏作用的做法,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尽己所能,保护了许多党员和抗日团体。

  三是带头坚持留在东北抗战。罗登贤不论自身境况如何,总是能从抗战大局出发,坚定信念,坚持留守在东北。当有人对东北艰苦的斗争环境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竭力争取留下来。罗登贤和中共满洲省委其他同志满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孤悬敌后、浴血苦战,没有一个人不经组织调动而离开东北。抗联英雄谱至少有几百人,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从接受罗登贤代表中共满洲省委的派遣之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武装抗日生涯,他们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罗登贤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承受着,因为他牢记自己就是一块地平线下的基石。

  坚贞不屈 血沃雨花台

  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罗登贤被撤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

  不幸的是,1933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罗登贤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先后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监狱。狱中,遭敌人酷刑折磨,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但他宁死不屈,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3年3月31日,他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的“公开审判”中,大义凛然地说:“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在那里与义勇军一起同日本强盗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他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驳得法官瞠目结舌。

  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积极组织营救活动。于1933年4月1日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文中写道:“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宋庆龄还亲自到南京监狱探望和慰问了罗登贤等同志。罗登贤激动地说:“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一面,我为这一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罗登贤强烈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要求释放他及其他反日爱国志士。宋庆龄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罗登贤等爱国志士,但均遭到拒绝。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就义时,狱官问他有什么遗言,罗登贤凛然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牺牲时,他年仅28岁。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历史贡献。他和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崇高爱国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

  为了纪念罗登贤同志,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还设置了登贤县。

  经历风风雨雨,踏平坎坎坷坷,回首往事,岁月如歌。经过血与火,情与泪的洗礼,历史最终证明罗登贤这位临危受命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历史的危急关头,为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甘心情愿地做一块中共东北抗战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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